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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亡命兴安岭!

新闻来源: 华人在纽约 于 2018-01-13 13:00:09  敬请注意:新闻来自网络,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生命像条河,生活的道路越是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中学时,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在日记中写下的感想。没料到,命运真的让我的生活道路变得崎岖艰险,大学生成了“反革命”、通缉犯,逃亡大兴安岭,过着野人般的“盲流”生活。十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吉林大学数学系找回落实政策。

 

往事不堪回首。但在大兴安岭的那段艰险的亡命生涯,却常常勾起我的回忆。这不仅是越苦的越耐人回味,更主要的是,浑厚粗犷的大兴安岭铸就了我生命的根、生命的魂,影响着我全部人生。就是后来我参军入伍,多次立功受奖,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我都想到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它是我登上天安门的主要台阶。

 

在太平世道,妒忌人的坏人,他们的妒忌心只能压缩在胸内,不能释放;到了坏人当道的动乱时代,人间正气消减,他们的妒忌心猛烈膨胀,便乘机干起原先想干不能干的各种卑鄙的坏事来。狼要吃羊,随便都能找到借口,我无尽的灾难从我的一首小诗开始了。

 

一九六零年十月五日,农历八月十五,我十六岁,在高中二年读书,农忙假回家秋收。在村北的一棵杨树上用镰刀刮掉一块树皮,在树干上写下了一首诗《回故乡》:“八月秋高田野黄,北雁高飞向南方,雁飞南北为寒暑,我爱故乡回故乡。”“文化大革命”时被我的同乡上纲上线:六零年蒋介石反攻大陆,说我自喻大雁,要飞离北方大陆,投奔南方台湾。无尽的灾难就从这首小诗开始了,公社造反派与吉林大学造反派一联合,我这个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县高考状元,数学系六二级新生第四名,被投入文字狱最底层。

 

吉林大学数学楼被改为专政楼,关押着二百名牛鬼蛇神。说也巧,关押我的307牢房,恰是我入学时的第一间教室,也是十年后我落实政策走上数学系讲台的第一间教室。同号的还有党委书记刘清,学部委员数学系主任王湘浩,中文系诗人公木张松如法学教授贾毓麟,就是一九二零年在北师大给李大钊烈士写碑文的地下党员,外语系主任王昆,物理系书记刘凯,法律系讲师张哲,最小的是我。罪名是“反动学生”。

 

我曾逃亡一次,被抓回来后又加个罪名“企图叛国投修”,刑罚加重了。老虎凳、灌凉水、烟头烧,我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在地上,让牛鬼蛇神们像告别遗体一样围着看不服无产阶级专政者的下场。死人的消息经常传来:科研处长张英华跳楼自杀了,物理系朝鲜族讲师金正占跳楼自杀了……专政人员训我:“任化民你也想死吗?那便宜了你!判你十五年是轻的!”我不言语。无论我遭受多残酷的折磨,身心有多痛苦,我都没想到死,也没想到在铁窗里被关押十五年。我没罪,我渴望的是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要为自由而抗争。

 

六八年十月五日,国庆节期间没提审,同号人吃不了的饭菜都给了我,我身体康复很快。黎明前,我在改造日记上留小诗一首:“清清南湖水晶坟,碧波荡漾掩孤魂。浮萍为伴鱼为侣,阳间难觅此幽阴。”趁看守不备,从三楼厕所窗口跳下,摔在楼后湿地上,幸好没有跌伤。就这样,在其他同学正领取毕业证走向工作岗位时,我逃离专政楼,消失在长春黎明前的黑暗中,去追寻被无辜剥夺了的人生自由。我逃跑了,307号的人们遭了殃。地铺与我左右的刘凯和张哲老师被打得线裤都被血粘在身上脱不下来,说是他俩知道我逃跑迹象而没报告。

 

比我还快的几百张通缉令贴遍东北三省各地车站、码头、边境口岸。我跑到沈阳,在东北灯泡厂工作的哥哥办公室里都有抓我的通缉令;我跑到哈尔滨,在道里区江上派出所,没见过面的表姐夫一下认出了我,我感到惊异。他用身子挡住我,指指派出所门旁的通缉令,原来我与照片一模一样,很好辨认。这通缉令是吉林大学专政队在吉林日报社印刷的,至今还欠报社二百元印刷费没给呢。我跑到朝阳、赤峰、白城等城市,都无法安身,城里太紧张了。有一次,我在七十多岁的老王大娘家里,忽然街道有人敲门进来,大娘把我藏在日本式房子的小壁格里。大娘左右周旋,才使我脱了险。救我命的大娘今年一百一十岁了还健在,生活自理。每逢过年过节我去拜访他老人家,她都说:“我救化民积德了,活一百多岁。”

 

于是我改变逃跑路线,从城市转向农村,认为农民善良朴实,能安全些。没想到,农村更难藏,村子小,几十户人家,谁家来个生人,不几天全村人都知道,传到大队革委会就是危险。那年月,人性最卑劣的一面被发扬得淋漓尽致。派别不同、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为敌、同志相残的现象真是司空见惯。农民积存的那点古朴善良也多被邪恶潮流涤荡殆尽。真正善良的人们也很害怕,把善念存在心里而不敢有什么善的行为。

 

田野里的庄稼都进了院子,我连苞米、大豆都吃不到;过夜的谷码子、高粱垛都没了;天寒地冻,无处藏身。风雨夜,趁着站岗的民兵不注意,我潜回自己家。打虎全仗亲兄弟,上阵全靠父子兵。危难之时方显骨肉亲情。父母兄弟冒着灭门的危险,把老任家历代唯一的大学生藏在地窖里。外面风声紧,搜查一阵接一阵。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一躲就是一年多。多亏我自幼长在农村穷人家,能吃一般人吃不了的苦;也多亏父母给我一个好身体,熬过了那黑暗的岁月;也多亏当时深挖洞、广积粮,弟弟们借着备战挖地道的机会,改造了地下室,搭了火炕,安了电灯电炉。

 

不能总这样躲在地窖里,给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压力,在针毡、地雷上过日子,应该到外地去谋求生存。趁民兵看的不紧,在无月的下半夜,母亲摸黑为我做顿饭。我吃不下,父母兄弟无声的哭作一团。父亲再三告诫:到外边再苦再难,也别走下道,别干伤天害理的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母亲也叮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前我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身上带着几个鸡蛋、一把电工刀、一盒火柴,斜出家门,翻过墙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之中,踏上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漫漫长路。

 

飞出牢笼的鸟儿是自由的,哪怕是在黑夜里飞。我必须跨过洮尔河、罕达尔河,到内蒙绰尔河西去找一门子不曾来往过远房一家子。为了认一家子,我按宗谱编排改了名:任启学,老家顺天府玉田县任各庄,孤儿,高中毕业,知识青年,不愿下乡,出来散逛。为了尽快逃离平原地区,有时一天要走一百五十多里,双脚都磨起了水泡。避免麻烦,尽量少进村子。饿了,抠地里刚出土的黄豆芽,有点豆腥气,吃一会儿就甜丝丝的了。我想,这总比长征吃草根树皮强。渴了,用帽子过滤路边的泡子水,仰脖接着喝。晚上藏在生产队场院的柴禾垛里,冻醒了再走。实在太累了,找个背风的地方倒下就睡着。天亮一看,吓一身冷汗,原来是旧坟坑,里边还有烂棺材板子和破布片呢。细一想,也没啥可怕的。其实,世上可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饿得实在挺不住了,才敢进屯子。不能进房舍好的院子,那多是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家。要进村头门面破旧的人家,那是地道农民的家;穷人,善良的多,向着弱者的多。也不能进有知识青年点的屯子。进入内蒙地界,下乡的是天津青年。据当地社员讲,天津知识青年可凶了,生产队长都得听他们的,特革命。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我还穿着一身棉衣服,太扎眼了。我到一户人家,说是邻近公社的知识青年,马跑丢了,出来找马,走得太热太渴了,找点水喝。我是农村长大的,唠农村嗑滴水不漏,不仅博得他们的同情,供我一顿饱饭,而且用我棉衣换他们几件单衣,轻快上路了。

 

一天,我饥肠辘辘,钻进刚蔫巴樱的苞米地,啃青苞米。正吃得甜丝丝的,发现地边有一个看青的人,握着镰刀走过来,但没发现我。我觉得偷吃苞米不好,地里出现了空杆棵,看青的也不好交待。就迎出来打招呼,想说明情况,赢得他的同情和谅解。谁知那人一见我手里头的青苞米,不容分说,上来就要抓我,并操着天津老太腔大喊:“抓偷青的啦!”我见遇到天津知青了,撒腿就跑。附近干活的知青们也都拎着家伙冲过来。让知青抓住,打个半死是轻的。他们下乡的怨气没地儿发,内讧、自相角斗的事常有发生,巴不得每天都能打一仗出出气呢。我仓皇奔跑,突然,一条河挡住逃路。我站在高高的河崖子上,河水静静的没有浪花,越是这样的地方水越深,老百姓叫这王八汀。追的人群很近了,镰刀都飞过来了,砸的河卵石哧哧冒火花。我从河崖子上一头扎进深水里,潜游一会儿,浮上水面。一群天津人站在河崖子上叫骂着,飞过来的石子打得水面扑扑响。我向下游对岸漂去,心想,多亏上大学时我在长春南湖练就一身游泳的本领,不然,我这祖籍顺天府玉田县的人也要死在河北老乡天津人手里了。

 

快上岸了,我正得意,突然,脚被捕鱼的丝挂子缠住,将我绊倒,喝了一口汤。我意识到了危险,忙奋力浮上水面,摘下腰间的电工刀割断鱼网。可是,刀不快,网结实,割不断,网上挂住的鱼又往深处挣,我又被拖倒,又喝了一口汤。就在这千钧一发、生死瞬间的关键时刻,一位老汉跳下水来,拉住丝挂子,将我和几条活蹦乱跳的细鳞鱼拖到岸上。

 

老汉从丝挂子里摘出我,我跪在地上就给他叩头,谢他救命之恩。老汉忙扶起我说:“别谢我,谢老天爷吧,你小子祖上有德,大难不死。我也得谢谢你,要是你淹死了,我罪孽就大了,是我下的丝挂子呀!走,快到我家去吧。”

 

几句话,就知道老汉是个善良的人,我痛快地跟他进了屯子。这是蒙汉杂居的地方,蒙语叫驼门扎拉嘎,汉语叫骆驼沟子。老汉姓刘,汉族,在离家三十里地的公社粮库打更。老伴是蒙族,两个女儿,大的叫格日乐,21岁,中学毕业,小学民办教师,小的叫达古拉,在公社民办中学读书。刘家蒙汉联姻,在屯里威望很高。

 

刘大叔一家盛情款待我,多长时间没正经八摆地食人间烟火了:热腾腾的小米干饭,酱焖细鳞鱼,粮库酿的高粱酒。当听了我的孤儿身世后,大婶更热情,不住的说:“这是缘份,这是缘份,打鱼打个儿子回来。”她对不肯上桌的两个女儿说:“对没妈的孩子要高看一眼。”说得我心里酸酸的。当提到要找一家子时,刘大叔说:“你不能去找,他被打成‘内人党’(内蒙人民革命党),斗死了,家里正倒霉呢,你投奔他能行?先在我这住下,慢慢想办法。”

 

他们的善良和热情还是使我留了下来。大叔去粮库上班,我帮大婶侍弄房前屋后两块大园子,采菜喂猪。我是农村人,干农活不仅内行,而且有窍门。劳动,显出我的聪明能干,也透视出我的本份,绝不是那种不正经的二流子。劳动使我赢得她们母女的信任和喜欢。格日乐开始夸奖我:“没想到你文质彬彬的,还能干活。”达古拉有不会的数学、物理问题问我,我忘了自己的处境,解答的比老师都明白。身世可以造假,知识难以掩盖,它总要化为智慧溢表出来。她们同我谈电影、讲小说,发现我古今中外知道那么多,简直就是大知识分子。

 

我向她们学习蒙语、蒙歌、拉马头琴,说不定啥时候用着。大叔是屯里有名的打鱼郎,跟大叔下河打鱼、钓鱼,跟格日乐舅舅哈斯布赫上山打猎,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炮手,山里通。了解风土人情,以便更好地融进当地人群中,不像山外来客。当地人都信神,在动荡年代,神灵是弱小无助人群的保护者。格日乐领着我到东山峭壁上拜胡仙洞,说胡仙显过圣,可灵啦。拜每个山头上用石头堆成的敖包,那是蒙古人敬神的地方。到萨满(巫神)家看跳大神、给人治病。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萨满就是医生。这里,与红旗招展口号连天的都市比,真是同一时代不同天地。在交通不发达、通讯不方便的那个时代,时空显得真大。一个人一天拼命走,活动范围不过百八十里,一条新闻从山外传过来,不仅是旧闻,而且完全走了样。多狂的政治风暴,到了大山深处,几乎都失去了威力,被大自然削弱平息了。这是“山高皇帝远”真义的具体展现。山外恶浪翻滚,山里依然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刘大叔在粮库给我找活,扛麻袋,是阎王活,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多,一袋绿豆二百斤,压在我这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身上,那真是刹骨的疼啊。做囤时要扛一百二十斤麻袋上六级跳板,十多米高,摔下来不死也是重残,粮库养着两三个这样的正式工人呢。为了生存,有享不了的福,没遭不了的罪。我咬牙挺过来了。刘大叔常叮嘱工头多关照我,格日乐到公社供销社买东西时来看我,在公社民办中学读书的小妹达古拉也常来看我。粮库里从上到下都以为我是刘家的大姑爷呢。人们开始高看我,工头也不再欺负我了,我日子好过多了。雨季粮库没有活,我回驼门扎拉嘎帮大婶种地、养猪。大婶对人们的传言早有耳闻,也看出自己姑娘格日乐对我的爱慕之情。只是我不太进入那种角色,总像儿子不像姑爷。大婶总试探我家里是不是有对象。

 

一天,屯里来了位算命瞎子,大婶把这人领回家吃饭,要给我算一算。我不想算,大婶不依,只好算一卦。算命的按我生日时辰掐算一阵说:“此人正在难中,但无牢狱之灾,他左脚心有个红痦子,是走星照命,流浪他乡,十年后出头露日,以后出人头地相当不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楞了,大婶看着我的眼睛,格日乐盯着我的左脚。达古拉爽快,一把撸下我左脚袜子,让我抬起脚,八只眼睛都盯着脚心那颗暗红色的痦子。连我都不知道,真神了!

 

事到如此,面对善良的救命恩人,只好实话实说了。达古拉像听故事一样,好像我在讲别人,听得颇有兴致。格日乐低头沉思,大婶泪水滴滴。全家人沉默许久,大婶擦擦眼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光复那年(一九四五年)秋天,大婶十七岁,日本兵在五岔沟被老毛子打败,有七个日本兵跑到驼门扎拉嘎,挺可怜的,都是农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大伙就把他们分开藏起来。大婶家藏的叫依哇一兹尼,名字咬嘴,就叫他一挖一锹泥。白天大婶的父亲领他钻山,采榛子、橡子、木耳,晚上才敢回来。大婶帮他缝洗衣服,听他教日语阿衣屋也敖,看他媳妇照片。老毛子来抓好几次,也没逮着。一年后消停了,他们才去齐齐哈尔回了日本。大婶说她父亲积德了,那年着山火,烧死八个人,她父亲逃了出来。

 

大婶说:“你没杀人放火,就说点啥写点啥,没犯法,别怕,就在这儿呆着吧。”大婶善良得不明白,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大叔回来了听了我的事儿,一个劲抽那袋蛤蟆烟。好久才说:“你要留大叔家不撵你;你要走,我让哈斯布赫送你出去,到外蒙去,他那儿有亲戚,挖“内人党”时,他送过好几个人。边界好过,咱们中国双日巡逻,他们单日巡逻,双方不见面,怕冲突。

 

我沉思良久说不行。我出去再也回不来了,能回来也是当特务,老毛子克格勃不能放过我这个会俄语的理科大学生。我在国内躲一躲,形势一变就有出头的日子。出去是汉奸,哪个朝代也不会给汉奸平反的。历史证明我的抉择是正确的。吉林大学化学系六三级学生李洪舒外逃苏联,当了特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入境被俘后为我方工作,帮助揭露了苏联驻华使馆特务行动。并以他为原型,拍成反特电影《熊迹》。

 

夜里,全家都没睡好。我必须离开刘大叔家,不能让他们提心吊胆过日子。上哪去呢?我进入梦乡:天上的北斗七星大如铜盆,闪闪发光,把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邻水的小镇照得如同白昼。我在河水里畅游,胜似闲庭信步。醒后,我决定向北走,找我梦想的北斗七星镇。人顺的时候,可能啥都不信,不顺时,信天信地信命信梦。

 

要离开的那几天,全家人都不爱讲话。大叔让我记下他在北山(大兴安岭)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大婶则是缝补衣服,格日乐拉着马头琴,呜呜咽咽诉说着《嘎达梅林》,不知北飞的大雁哪年再飞回来。

 

大叔大婶达古拉送我到屯外,我身上有钱,大婶又塞我手里三十块钱说:“穷家富路,大山里可不能步行啊,要坐车走。实在呆不下去就回来,大婶我还留你!”我泣不成声:“等我得好那天,一定回来看你们!”大婶说:“别哭,吉人自有天相。”格日乐领着大花狗送我到北山口,临别时说,祝你心在流水,志在高山。我领悟她的心思:要我心在流水不腐,志在高山不移;也要我人在高山兴安岭,不忘故地绰尔河。她一直望着我消失在远方……

 

离别,撕心裂肺,刻骨铭心。这次离别比当年离别父母家乡还难受,那时是逃离魔掌奔向自由,而今天是离开善良温暖的港湾去闯大风大浪。后来演电影《归心似箭》,我竞连看了三场,看三场哭三场。现在,每当电视画面出现大草原、大森林、腾格尔、德德玛和马头琴时,老伴儿总要叫我快过来看。她知道,内蒙是我的第二故乡,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大兴安岭南麓这段生活,奠定了我在大兴安岭深处生存的基础:身体彻底康复,能干各种吃苦的活;了解山里的风俗习惯,能应付各种情况,不是当初文弱书生,而是闯荡江湖的老手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大兴安岭林海深处遇到的更为严酷。

 

按大叔提供的线索,我到过海拉尔牧场,领略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光,但这不是我的去处。我到过乌尔其汗林业局、图里河、伊图里河、克一河、甘河、吉文、加格达奇等地,都不适合我生存,也不是我梦想中的北斗星小镇的模样。这时,我的身份也变了,不再是吉林省大安县人,而是内蒙古绰尔河人,因为那是我再生的地方,我对它太熟悉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地方了,那就是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阿里河镇。如果这里呆不下,那只好去更北方塔河或呼玛林业局了。

 

那天上午是个大晴天,当我走出阿里河火车站时,看见蓝天白云之下,周围山岭长满青松,阿里河流水碧波荡漾,这不正是我梦中的北斗星镇吗?我兴奋异常,很顺利找到林业局仓库工作的“亲戚”。姓徐的主人非常欢迎我,他身体不好,孩子小,家里的地没人种,牛车没人赶,奶牛没人放,正好需要一个劳动力。于是,我成了他家的长工。

 

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家的面貌:新板夹泥房子盖了起来,前后两亩多荒地开成长满土豆、大头菜、布留克的园子,院里堆满了松树桦树柈子,连周围的“墙”都是木柈子砌成的,草垛像小山一样,够几头牛吃一冬天的。

 

周围的邻居也经常使唤我:修房、种地、打草等,活不白干,一顿好酒好菜和一些夸奖的话。也常帮邻居写信,修电灯,修收音机、自行车、牛车,以及辅导孩子学习等。邻里关系好了,他们帮我找活干。我在粮库干过,那是我在绰尔河粮库学的本事;修过汽车,筑过铁路,当过木匠,放炮开山采石等。采伐倒套子(用牛从山上往下拖原木)是最苦最危险的活了。零下38度是正常气温,一有寒流就零下42度。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半夜喂牛,摸黑出车。踏着半米深的积雪,抱着鞭子,蒙蒙愣愣地进山。一颗大松树底径有七、八十公分,用弯把子锯得拉一个小时。放倒后要截成四米长件子,用爬杠装车。一千多斤重的大原木,一个人装上牛车需要很高的技术。用铁压机把钢丝绳紧好,车后拖根小口径原木,刹车用,防止跑坡。伐木危险,下山更危险,经常翻车伤人。连饿带冻,三更半夜到家。

 

一天,二十多米高的松树锯断了,晃晃悠悠就是不倒。人不敢离开,怕突然倒下躲不开。我按伐木工人说的,给山神爷磕头,树不倒;又把白茬皮袄抛出去,期望树倒下去砸皮袄,树还不倒。人不活动,一会儿就冻坏,真急人。忽然,一阵山风窜过,大松树吱吱呀呀一阵叫,旋转着倒下去。坏了,拧砟啦!这是不定向倒法,大树会横扫一大片的,这样砸死砸伤的人最多。我急忙窜到一颗松树后,轰隆一声巨响,倒树扫在这颗松树上,又砸到雪地上,树上的积雪往下落,地上的积雪往上飞。我吓傻了,回过神后赶忙向山上叩头。

 

真是祸不单行。下山时,车后拖的原木猛地卡在积雪下看不见的树桩上,钢丝断了,牛车猛地向山下冲去。我抱着车里辕,用双脚蹬雪刹车,无济于事。突然,车左轱辘又垫在倒木上,车轮腾空而起,向外翻去。我被里辕挑到空中,甩到一边雪地上。车翻了,幸好人秋毫无损。我吓破了胆,心想今天就不应伐大家称为山门谁都不敢动的那颗大松树,何况它上面还蹲个猫头鹰。打开压机,卸掉木头,空车回家。这是我上山第一次空车回来。别人三天两头出事,不是翻车就是冒泡(爆车胎),他们称我是“神车”,今天我也不神了。

 

空车下山,牛奔家,跑得很快。这时,从林子里窜出来三个打飞龙(学名榛鸡)的小青年,要坐我车下山。我说牛腿瘸了,拉不了。其中一个突然一拳打在我左眼上,疼的我捂着眼睛直不起身来。泪水、血水顺手缝流下来。他们一看打坏了人,又都窜进林子里。我满眼血红,视力模糊,幸好眼球没瘪。空车到家,已是半夜了。第二天早,邻居们都来看我,送来云南白药。他们都说那是三个地癞子,老子是当官的,谁也惹不起。一个多月,我的眼睛才好。

 

聪明、能干、老实厚道,人缘儿好,家里又没啥人儿(光棍),我成了有姑娘人家评品的对象。东院邻居来介绍对象,是她的侄女,姑娘我见过,挺不错的。但我房东担心别人抢了他的好劳力,让他外甥女从讷河县特意赶来介绍给我。邻居一看抢不到我,就起了歹心:我得不到,谁也别想捞着。

 

大兴安岭是卧虎藏龙的地方,有十万“盲流”。有右派、反革命、走资派,混不下去的农民。那里的苦活、累活、危险活都是盲流干,就像现在的农民工进城一样,干建筑、筑路等力气活。当地离不开盲流,可上边又经常清理抓捕遣送盲流。说人都跑山里来,影响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阿里河镇就有盲流人口收容遣送站。抓住先一顿胖揍,然后干苦力,挣够路费押人上路返乡。别人抓住了有处遣返,我往哪儿送?所以,我与邻居关系非常好,真是有求必应。房子着火,我第一个冲上房;人喝多了冻在雪地里,没人敢管要冻死了,我背他送回家;三更半夜,老人老了(去世),也来喊我,儿子不敢抬大头,我来抬。我给公安分局的人干活,打好招呼,让他们多关照。

 

尽管我辛勤营造安全环境,也难防叵测人心。在清查盲流运动席卷全镇时,邻居女人到收容遣送站告密,说徐家有个身份不一般的盲流。一群人来徐家抓我。多亏我早有提防:院子的木障子高三米,上有铁丝网,房子按蒙族风俗留西窗,窗下障子留有活门。抓我的人在东大门砸门,我跳出西窗,抽开活门,跑了,躲到盲流朋友家。第二天,我迎着棒棰(人参)鸟的“盲流好苦,盲流好苦”的一声声凄厉的哀叫,背着简单的用品,钻进了阿里河镇北面的大森林里。

 

有句口头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到山里住。每当盲流被逼无奈时,就背着粮盐、火柴、猎刀、铝盆、狍皮等,到大森林里去采木耳。那时一斤干木耳也能卖十来元,运气好时一天能采一斤木耳,一两个月回来,也能对付五六百元,在那时可是个不小数目。就像淘金热一样,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吸引着全国各地(山东、四川、河南、安徽最多)盲流来淘金。有的不知大森林的险恶,没有与大森林亲和的本领,许多人葬身林海之中。大山里的河水虽然不深,但只有零上几度,很难游过去。一些南蛮子会水,只知深浅,不知冷热,结果抽筋溺水身亡。山林里草木茂盛,沾火就着,不会打防火道,不会野外用火,常引火烧身又烧山。可怕的还有一猪二熊三迷路。要是不慎闯到猪窝熊洞边,或碰上带崽的母猪母熊,或碰上追情逐爱的它们,都要与人拼命的。没有经验的人最容易迷路,干走走不出来,失去信心,精神崩溃,人就完了。其实,山里最可怕的不是自然不是野兽,如果能像鄂伦春人一样与之和谐相处,也都相安无事。最可怕的是人。过去进山的人讲山礼山规,很义气。主人不在撮罗子(窝棚,鄂伦春人称仙人柱)里,你可以做吃做喝,完后原样放好,东西一样不动。就像鄂伦春人留下的规矩:猎人打到大的野兽一时运不走,把猎刀插在野兽身上。别的猎人见了,可以割肉吃,但刀不能倒,更不能动。如果动了,他要拼命的,这就是山里的法。现在的人可不行了,尤其是山外关内来的盲流,把打砸抢的造反精神也带到大森林里来。为了抢木耳、药材、偷粮盐时而发生血案,纵火烧山的恶性事件也常有发生。

 

在大森林里安家很简单,不用办理户口迁移,不用申请房号批地皮,只要符合大森林的规矩,相中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搭撮罗子。我相中一块风水宝地:背风朝阳山南坡,河水在山谷汇成一个湖泊。湖水明亮如镜,鱼在云中游,鹰在水里飞,青山蓝天尽在倒影中。临河近水,可防山火;临林不入林,可防林中野兽突袭,遇到民兵搜山,又能钻进林子逃走;两厢山坡上长满柞树、桦树,是采木耳的好场地。我为湖水命名:卧龙潭。

 

清理枯枝烂叶和杂草,烧出防火道。一把猎刀又当斧子又做锯,用松木杆做骨架,桦树皮做瓦,苫上厚厚的小叶樟,一个撮罗子就搭成了。用桦木杆做床,铺上干草、狍皮,天然弹簧床。为防火,门口几米外,就地挖坑,架上铝盆当锅灶,一个家就建成了。吃的是盐水煮苞米面尜。要想吃到油水,就得抓青蛙、泥鳅、蛇、松鼠、桦鼠、石兔。运气好时,能捕到大一点的猫头鹰、野鸭、雪兔。野菜满山都有:最多的是蘑菇,蘑菇生蛆没毒,煮出的汤上漂着白花花一层蛆蚜,木耳、柳蒿芽、黄花菜、山芹菜、山韭菜。野果更丰富:山丁子、稠李子、都柿、雅各达、水葡萄。最好吃的是都柿,又酸又甜,营养丰富。现在人们极力推荐的抗自由基的蓝梅,又称越桔,就是那满山遍野的都柿。坚果只有一种:榛子。野猪、松鼠、桦鼠、石兔等都吃榛子,不多日子就只剩下一地空壳了。大自然是慈悲的,总是给想活下去的人一条生路。

 

大兴安岭的气候也反复无常,日夜温差很大。晴朗朗的天,来块云彩就下雨。雷电冰雹是常见的天气现象。一天,风云骤变,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我躲在撮罗子里,看老天爷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突然,天地一亮,轰一声,一个闪电打在湖面上,击起几十米高水柱,夹杂着银白色的鱼,又散落在湖边的草地上。天老爷严厉又慈悲,赐我鲜鱼吃。

 

采木耳是个苦活。多是阴雨天采,好天头晾。林子里闷热潮湿,不下雨也是露水淋淋,浑身一点干处都没有,衣服要到中午才被自身热气溻干。蚊子小咬多的如同扬糠一般,钻到头发里咬人,痒的钻心。二十斤湿木耳才晾一斤干的,背木耳的后背总不见干,往下淋水。长木耳的是柞树、黑桦、白桦,三年发烧四年长耳子,站干很少,多数都倒在深深的草丛里;深一脚浅一脚,怕蛇咬,又怕窜出黑熊野猪来。

 

大森林里,白天还好过,山清水秀有活干。最难过的是夜晚,“盲流好苦”的鸟声没有了,孤苦伶仃一个人守着一堆人类从远古传下来的篝火,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那黑暗中似乎藏着无数的狗熊、野猪向我逼近。特别,一声声凄厉的猫头鹰笑,一阵阵长长的野狼嚎,令人毛骨悚然,紧握着猎刀,不敢入睡。当熄灭篝火钻进撮罗子倒在潮湿的铺上,一下摸到冰冷的一团蛇,如同触电一般,大叫一声,跳下地,点着火,把蛇用刀躲成泥。害怕别的蛇闻味儿来报复,不敢睡觉,不停地抽烟,因为蛇最怕的就是尼古丁了,一直抽到天亮。

 

人怕逼,马怕骑。为了生存,我也适应了跑山生活。有一次我碰到三只黑熊,俩大一小,在河边塔头甸子的蚂蚁堆上舔吃蚂蚁。我急忙钻进树林,谁知被它们发现了,跑了过来。我飞快地逃跑,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当我停下来时,迷路了。大兴安岭没有突起的奇峰,都是漫漫山岭,山头上尽是树,登上山头也看不清方位,心一慌就完。只有镇静,顺着河水走,准能转出山来。我小心翼翼往山下摸索,在野猪沟遇到两个采木耳的盲流老粱和刘景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自然就相识。老粱是龙江济心河干一天才挣七分钱的生产队会计,刘景林是碾子山雅鲁河生产队长,人称刘老大。他俩盲流比我资深,经验丰富,能用铁锹烙饼,下套子套狍子。当二位用二合面(白面加苞米面)大饼子款待我时,一只大耗子从撮罗子苫的茅草里钻出来,到桦皮笸箩里捞个大饼子就想跑,我手快,抽刀刺去,草厚没扎着。

 

夜里,我仨个睡的正香。突然,我觉得有什么小动物从我身上腾腾跑过,蹬我头一下,跳到地上。我多年养成睁只眼闭只眼的警觉习惯,猛地睁眼一看,撮罗子门上方着火了!是炉筒子过热,烤着了门上的塔头垡子。我翻身跳起来,一边用上衣扑火,一边大喊着火了。可是老粱和刘老大白天太累又喝点酒,就是不醒。我冲出门外,端起灶上的锅,一锅涮锅水压住了火势,又一锅水泼在他俩头上。他俩惊醒,光着屁股跑出撮罗子,端几盆水才浇灭了火。吓得不敢睡觉,坐着抽烟唠嗑到天亮。说多亏我精神,救了大伙的命,也多亏白天没扎住那大耗子,是它发现着火了,从我身上逃生,才弄醒了我。我们仨发誓:再也不吃耗子,是它救了我们仨的命!老粱说我住的那条沟叫黑瞎子沟,木耳虽多,老跑山的没人敢去。那黑瞎子被人撩骚过,见人就撵。特别现在有小崽,更凶。刘老大就被它们仨个撵得上过树,蹲了好几个小时。今天黑瞎子把我撵到这儿来,是山神爷让我来救他们俩的命。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吱声。八月节要到了,他俩要下山,让我搬来住。

 

我搬到野猪沟,老粱和刘老大留下他们的不少用具就背着木耳下山了。又一次离别,刺痛我孤独的心。人啊,应该是群居的。八月十五,大森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篝火,望着明月,思念故乡,思念吉林大学,思念绰尔河畔刘大叔一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愁了瞎嘟嘟。我把会唱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苏武牧羊、满江红、惜别、嘎达梅林、芦笙恋歌、敖包相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露营之歌、鄂伦春小调……夜幕沉沉,山野空旷,悲怆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嫦娥不语,山神不应,只是偶尔有野兽唤伴的欧欧声应和,加深着思乡人的悲伤。

 

忽然,一股糊焦味儿顺风飘来。我向北一看,着山火了!大火借着北风,迅速的向野猪沟推进。烈火生风,风助火威,铺天盖地都是红彤彤的大火。大火照亮了天地,吞噬了黑夜,也吞噬着一切生灵。一切植物都烧毁在火海里,松树、桦树烧得嘎嘎作响,那是死亡前的呼叫。一切动物都放弃了世代的生存斗争,争相奔突逃遁。大鹿用身子挡住湍急的河水,小鹿紧贴在母亲身旁,母子偎依着游过河水逃离火海。野猪黑熊收敛了往日的威风,狼狈的向南逃窜。快腿的獐子,细腿的狍子都飞快的奔向黑暗。火苗跟着小松鼠窜到树梢,一个小火球飘落在火海里。夜间弱视的乌鸡、帮鸡、飞龙在火光中盲目飞窜……比红旗似火、斗声如雷的人间灾难不差分毫。劫难,大森林的劫难。

 

我把东西搬到卧龙潭南岸,点起火,大火向南推去,烧出防火道。我用湿帽子捂住脸,趴在干河沟里,眼看着大火烧毁了撮罗子。大火在卧龙潭两侧飞过河向南烧去,卧龙潭和防火道救了我的命。必须趁黑夜下山,要是在火场里被民兵抓住,纵有千张律师嘴,也是一个个零。

 

多个朋友多条路。当时我救了老粱和刘老大,现在无处可去,只有回阿里河找他们。老粱帮我卖了木耳,托人弄张叫胡林的空头户口。在阿里河许多人都认得我,叫胡林不行。我回到绰尔河找刘大叔,可惜格日乐嫁到扎兰屯,全家都搬到那里。哈斯布赫舅舅托人给我换了个新户口,名叫任启学。回到阿里河落了户。摘掉“盲流”帽子,成为阿里河正式居民,有了安全感。老粱当过会计,到西山酒厂谋了个保管员干,也把我介绍到酒厂当了一班班长。我钻研技术,产量高于别的班,被选为先进生产者。其实,我造酒,老粱保管酒,合作很融洽。我们的朋友没少白喝西山酒厂的六十度白酒。老粱见我精明能干,非要给我介绍对象不可。我不同意,他揪住我耳朵说,你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高中毕业生吗?人家姑娘不嫌你是盲流就不错了。老粱一封电报,他亲戚的姑娘来到了阿里河。姑娘挺像格日乐。端庄稳重,心灵手巧,善良贤惠。

 

那天,我们正在老粱家议论这件事,一位相面先生在门外吆喝,老粱说正好,让他看看,你俩合不合婚。说也奇怪,那先生进屋就打量着姑娘说:“今天相面,别人我收五角钱,这位姑娘的我不收。她是福相,大富大贵之人,别看现在有点寒酸,不久便能时来运转,给夫君带来好运。我了解老粱,不然会以为相面先生是老粱的托儿。在绰尔河刘大叔家算命先生说我颠沛流离十年,现在只剩下一年多了,也许就应在这姑娘身上。十年来,可能我千里奔波万里寻觅的就是她?是夫妻棒打不散,不是夫妻捆绑也不成,也许是缘份吧。我说跟我过日子要受苦。她说:“俩个人受一份苦,总比你一个人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穷三富过到老,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何况你这么能干。”这话使我动了心。她屋里屋外啥活都会干,这些年是劳动救了我,我觉得与她曾是相识,很合得来。就这样,大伙一撮合就成了。买间土房,大伙送点锅碗瓢盆,猛喝一顿我们自己酿的老白酒,就算结婚了。当时,我不得不隐瞒身世,从户口上看,我比她大四岁,实际上十二岁,俺俩都属猴。以后知道了真情,她哭了:没想到你遭了那么多罪,我早认识你好了。她也常开我玩笑:你真能装,我咋就没看出你比我大那么多。别看她小,但比我懂事,过日子里里外外全靠她,和她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结婚不到十个月,母亲带着吉林大学数学系党总支关连弟发出的寻人启事找到绰尔河,又找到阿里河,在茫茫的盲流人群中找到了我们夫妇。母子团员,婆媳相逢,悲喜交加。母亲说,当年跑一个,现在回来三个(已怀孕)。苍天有眼,善恶有报。后来知道,陷害折磨我的那几个人有的自杀,有的精神分裂,有的进了监狱。

 

告别阿里河,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多少年后我还经常梦到绿色的大兴安岭,山山水水,那牛那车,那粮库那酒厂,那撮罗子,那黑熊那山火……泣不成声,被妻子推醒。

 

我向盲流朋友及酒厂领导告别时讲明身份,大家先是一愣,有点不相信,接着就是欢快的笑声。有的说,我觉着任启学不像高中生,高中生哪能看懂《黑龙江发酵》;有的说,这小子评上先进生产者,代表临时工讲话时,不用稿讲得那么好,原来是个大学生。那几位平时爱慕我关心我,但又觉得不门当户对的正式女工,真有说不出的后悔,只好说没那个缘份。

 

户口和粮食关系早已注销的人,回到吉林大学,成了大新闻,报纸、电视、广播都报道了“野人新生”的故事。很多人都说:“任化民,也就是你能活下来,换上我早死了。”一位记者问我生存下来的原因,我说:“我的遭遇是当时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被赶到蛮荒时代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文明群体,迟早要解放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罪,我渴望自由,我想活下来,这是生存动力。保护我的是劳动和劳动大众,我学会了各种劳动,劳动使我与劳苦大众融合在一起,深深的掩藏了知识分子的特点,成为他们的一员而不被发现。善良人与善良人在一起,是人世间最大的安全屏障。另外,也只有劳动才能消除孤独寂寞,使生活每时每刻充实丰富,不是度日如年。其实,当年用劳动惩罚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想错了,正是劳动成全了知识分子。在劳动中养成的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像什么的品质,在我教学科研工作中都起到了成功的作用。包括我多次立功受奖,获得金质学雷锋荣誉奖章,登上天安门观礼台,都是那十年艰苦劳动奠定的基础。”

 

我拿着农村户口给妻子儿子落户,长春市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为难地说,我们从来没落过这样户口。当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我亡命兴安岭的经历后,立刻签了字,并对我说,你爱人有福也不简单,是她给你带来好运,你们患难夫妻,要白头偕老。是这样,二十七年了,我们相依为命,携手共进,我的每颗军功章上都有她的一多半。

 

生命像条河,最值得回忆的是九曲十八弯,生活的道路越艰险,生命的浪花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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